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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來第一次全國普選研究綜述
發布時間: 2019-02-11    作者:金子求    來源:國史網 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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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1954年開展的第一次全國普選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的重要前提。近年來第一次全國普選研究逐步引起學界關注,相關成果亦逐漸增多。目前,學界關于第一次全國普選的研究成果或從宏觀角度進行整體考察,或是對某一地區普選的過程及其某一側面的個案考察。本文擬梳理近20年來第一次全國普選研究的相關成果,以期對當代中國政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宏觀層面:對第一次全國普選的整體考察

  學界從宏觀層面對第一次全國普選的考察主要側重于普選決策的動因、中共中央關于普選的基本精神、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的原則、全國基層普選進程一再延遲的原因分析及對普選的評價等問題。(相關研究如劉政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普選》(《吉林人大》2002年第11期);穆兆勇的《新中國第一次全民普選運動始末》(《黨史博覽》2004年第2期);周震的《新中國第一次基層普選簡析》(《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1年第2期);等等。)

  (一)中央關于普選問題的提出

  學者們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探討了黨和政府決定在1953年提前實行普選、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原因。多數學者認為,中央決定于1953年提前實行全國普選,主要是因為經過幾年建設,人民民主專政進一步鞏固,實行普選的條件日益成熟。此外,還有學者認為第一次全國普選與這一時期的中蘇關系密切相關,如吳繼平的《新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研究——以北京市為個案》[1],夏新華、丁峰的《劉少奇與蘇聯憲法的移植》[2],翁有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制定考論》[3]及閭小波的《公民話語與階級話語的張力——1953年普選運動中的選民資格審查》[4]等研究均引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4冊[5]中的相關文獻探討了第一次全國普選決策中的蘇聯因素。他們認為,1949年6月劉少奇秘密訪蘇、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及1952年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蘇共十九大期間,斯大林均提出中國要制定憲法和進行選舉的問題。斯大林關于新中國實行普選的建議進一步促成了中共中央提前實行普選、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決策的形成。

  (二)中央關于普選的基本精神

  1953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我們的選舉是要使人民,主要是勞動人民,真正能夠選舉自己所樂意選舉的人去代表自己;同時要使被選出的代表真正能夠代表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把它反映到人民的政權機關中去。”[6]為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選舉法》對一部分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予以限制。(《選舉法》第五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一、依法尚未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二、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三、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四、精神病患者”。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人民日報》1953年3月2日。)1953年4月3日,中央選舉委員會指示各地做好選民登記工作,并指出:“不能讓一個公民被錯誤地剝奪了莊嚴的選舉權利,也不能讓一個反動分子或未經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非法竊取了莊嚴的選舉權利”。[7]有的學者認為中共突出強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階級屬性,實質是繼承了列寧主義的傳統。如周仲秋、黃河、戴曉惠在《列寧普選制思想探析》一文中指出:“在列寧看來,對于剛剛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而言,推行社會主義的普選制,不是要求做到數字上的百分之百的全民享有選舉權,相反,必須要剝奪很少一部分人的選舉權,即對于社會主義的敵人,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而且可以剝奪他們的普選權,但這個比例應該不會超過3%”。[8]

  有的學者認為黨和政府更加注重普選的民主實質,而不是形式。如閭小波考察了中共自建黨之初至第一次全國普選關于民主選舉認知和策略的變遷,認為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選舉作為爭取革命勝利的策略不同,第一次全國普選更加強調“實質性民主”,具有重“實質”抑“形式”的特征。[9]吳繼平的《中國共產黨人普選思想的歷史嬗變與思考》[10]和陳曉波、李曉峰的《國民素質與普選民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認知與制度建構》[11]及唐娟的《論建國前后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普選理念的嬗變》[12]均援引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有關選舉的講話或政權建設的相關著述,考察了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注重“實質性民主”的普選理念。

  (三)關于《選舉法》的研究

  1953年第一次全國普選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結合,《選舉法》的頒布為實施普選提供了法律依據,目前學界對此關注不足,尤其缺乏《選舉法》與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選舉法比較研究的成果。張金才的《鄧小平與新中國第一次全國基層選舉》引用了《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卷披露的原始資料,論證了《選舉法》原則規定的普遍性和平等性。[13]

  (四)第一次全國基層普選的時間安排及進展情況

  中央原定從1953年5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基層選舉,用三個月時間完成。1953年3月7日,在各大行政區負責人會議上,中央將原來設想的三個月改為半年時間,即在“五月到十月內進行”[14]。4月21日,鄧小平在為中共中央起草批轉中南局《關于開展基層選舉工作的意見》的電報中指出:除個別特殊者外,基層選舉仍應力求于10月底以前完成。[14](p.1112)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8次會議通過《關于推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14](p.1134)全國基層選舉最終延至1954年6月才告結束。全國基層普選完成時間一再延遲,其原因值得考究。通過查閱鄧小平有關全國基層選舉進展情況的報告及電文,不難發現基層普選完成時間一再延遲,一方面是因為當年全國多地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影響了農業生產和普選進度;另一方面與黨內人事變動不無關系。張金才提出普選受到“高饒事件”影響,但并未就此展開分析。[13]

  (五)有關第一次全國普選的基本評價

  學界對第一次全國普選的評價褒貶不一。宋月紅認為這次全國普選是“依法選舉”、“民主選舉”和“科學選舉”。[15]江燕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歷史進程,考察了普選對于推動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法制化進程的意義。[16]趙入坤在《身份與權利:一屆全國人大的基層選舉》中認為雖然在“確定選民資格時存在著過左的情緒”,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認第一次全國普選的廣泛性和民主性。[17]蔡定劍則認為:“1953年的選舉法規定的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民主選舉制度”,如選舉權的階級不平等;城鎮和農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不同;農村普選采用舉手表決方式;直接選舉僅限于縣級以下單位等。[18]實際上,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情境,建立什么樣的選舉制度要從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文化落后,文盲較多,農民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按照普遍、平等、秘密的原則選舉確有困難。

  多數學者比較認同此次普選對國家意識的建構。如熊秋良從“民主下鄉”的角度,考察了第一次普選對政權建設的意義,認為中國共產黨發動民眾積極參加選舉,旨在通過培養民眾的民主權利意識,彰顯政權的人民性,增強民眾對黨和政府的認同和擁護。[19]陳曉波、李曉峰亦持類似觀點:“以選民身份確定公民身份,有效推進了政治公民的塑造,通過擴大政治參與加強對新政權的認同”。[11]何志明、張秀梅指出:此次普選并非以培養鄉村民眾的民主與獨立意識為目的,而是通過“主人翁”精神的塑造“構建并強化這種以新政權向心力為主要特征的國家意識”,與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選舉存在顯著差別。[20]

  二、微觀層面:對某一地區或某一側面的個案考察

  在微觀層面,近20年學界陸續出現了一些關于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省和北京、上海、武漢等市及個別縣首次普選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一部專著,即吳繼平的《新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研究——以北京市為個案》[1];學術研究論文及一部分普選親歷者的回憶文章相續發表;另外,有關第一次普選研究的學位論文逐漸增多(相關學位論文主要有:吳繼平的《當代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研究——以北京市為個案》(中共中央黨校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鄭碧新的《建國初期縣人民政權的建構研究(1949-1955)——以湖南省湘潭縣為個案》(湘潭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魯麗敏的《建國初期上海首次普選運動研究(1953-1954)》(上海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董小鵬的《執政黨與民眾:建國初武漢市首次普選運動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彭姨逍的《四川省長壽縣農村普選運動研究(1953-1954)》(西南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等等。)。研究者們利用豐富的檔案資料、報刊及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從微觀層面考察了普選從試點到展開的全過程,但研究的側重點各有不同。

  (一)對某一地區普選的考察

  對某一地區普選進行考察的相關成果多以普選運作程序為主線,對相關地區的普選宣傳、人口調查、選區劃分、代表候選人提名及選舉投票等環節進行概述。(相關研究主要有:郭曉燕的《北京市的首次基層選舉工作》(《北京黨史》2004年第1期);宋月紅的《北京市郊區首次基層普選及其鄉政建設》(《北京黨史》2007年第1期);慶格勒圖的《建國初期內蒙古地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行》(《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李晶的《建國初期第一次普選運動述論——以河南省為個案分析》(《滄桑》2010年第4期);嚴朝陽、黎見春的《建國初期湖北基層普選運動的歷史考察》(《三峽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葉利軍的《湖南省第一次普選運動述論》(《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等等。)這些成果為我們研究第一次普選在各地的運作情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但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此外,李丹對廣東省第一次普選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基本情況進行了梳理;[21]楊伍榮考察了云南省第一次普選中基層代表的組成及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問題。[22]

  (二)側重考察對婦女或積極分子的普選動員

  為發動最大多數的選民積極參加普選,黨和政府采取了多種動員方式,相關研究成果考察了第一次普選運動中黨和政府提高民眾參加普選積極性的路徑與方法,并總結了普選動員的經驗與教訓。(相關研究主要有:吳繼平的《當代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評析》(《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5期);黎見春的《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基層普選運動中的政治動員的意義闡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葉利軍的《湖南省第一次普選運動中的婦女發動》(《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熊秋良的《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積極性的路徑分析》(《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和《建國初期基層選舉中的政治傳播》(《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黃勇的《建國初期廣東首次普選婦女的宣傳發動》(《延邊黨校學報》2012年第4期)和《認知與認同:建國初期廣東首次普選的政治動員》(《黑龍江史志》2012年第17期);張濟順的《微觀史料的政治學解讀:普選中的上海底層社會——以仁德紗廠為例(1953-1954)》(《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3期);金子求的《新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中對青年的發動》(《安慶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張致森的《第一次全國普選運動中的婦女發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何志明、張秀梅的《塑造“主人翁”:新中國初期鄉村普選過程中的國家意識構建》(《史林》2018年第2期);等等。)

  黎見春總結了湖北省農村基層普選動員的成功經驗,如普選動員推動了“民主下鄉”,培養了群眾的民主意識;在新舊政權對比中激發了民眾參與熱情等。[23]熊秋良以江蘇省首次普選為例,論述了黨和政府為提高民眾參加普選的積極性所采取的多種動員方式及其取得的經驗。[24]張致森從宣傳動員、組織發動及幫助婦女解決參加選舉的實際困難等層面考察了第一次全國普選中的婦女發動及其對當前婦女工作的意義。[25]

  近年來亦有學者運用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考察城市和農村的普選。如張濟順利用上海市的檔案史料,從政治學角度考察了上海底層社會普選運作的多重面相及其“革命的全民動員”特征。[26]何志明、張秀梅從土地改革后農民“重視生產忽視政治”[27]的社會心理層面分析了普選動員在農村遭遇困境的深層原因,并認為這一困境也與中央對普選的時間和策略安排過急有關。[20]

  (三)普選親歷者的回憶文章陸續發表

  普選親歷者的回憶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當時的歷史場景,對第一次全國普選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例如,劉洪科回憶了山東省臨朐縣的第一次普選;[28]梁況章在《最早的一次普選》中的回憶體現出當時上海市黃浦區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充分發揚了民主;[29]陳樂新的《首次選舉人大代表的普選工作隊》一文附有作者1954年1-3月參加廣州市河南區紡織街普選工作隊時的合影;[30]俞子林的《我經歷的新中國第一次普選》[31]和陳俊才的《親歷解放后首次基層普選》[32]再現了第一次全國普選中基層群眾當家作主的場景。

  三、對第一次全國普選研究的展望

  總體而言,近20年來無論宏觀層面抑或微觀層面的普選研究成果頗豐,但就考察的地區范圍而言,學界陸續出現有關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省和北京、上海、武漢等市第一次普選的個案考察,但關于江蘇、浙江、福建、安徽等省普選的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就研究視角而言,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對普選過程及其政治動員機制的考察,而較少從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和中共在過渡時期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對普選的影響這一角度考察各地開展基層普選的具體情況。充分利用檔案資料,考察民主選舉政策在各地落實的情況,探討第一次全國普選在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地位仍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一)“過渡時期總路線”與普選

  第一次全國普選是共和國歷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主建政之舉。始于1953年的第一次全國普選正值中共中央開始考慮逐步實施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時間節點,這使此次普選具有顯著的過渡時期特征:一方面,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等遺留的問題尚未解決,這增加了地方普選的復雜性。在開展基層普選的過程中,由于有的干部“本著過去的經驗搞普選”[33],使個別地方在普選初期偏離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深入挖掘地方檔案史料,進一步探究一系列民主改革運動對普選的影響,總結民主選舉在地方落實中的經驗教訓,對當前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另一方面,黨和國家實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諸如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等對代表的選舉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的發展,中共中央依據形勢的變化開始考慮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的《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案)》的批語中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34]9月24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談及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他提出從現在開始用10-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35]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后經過中央多次討論和修改補充,到12月形成了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35](p.156)自1953年11月中下旬開始,全國各地逐步掀起“學習總路線”的熱潮。[36]

  黨在過渡時期實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對第一次全國普選產生了重要影響。就選舉代表的標準而言,選舉什么人當代表與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性質和黨在過渡時期的政策有關,如“誰積極宣傳總路線,積極搞農業生產互助組,貫徹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帶領大家走互助合作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挑選誰當代表”。[37]中央提出農村基層普選應防止走“富農路線”,“堅固地鞏固中農,防止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和地主反革命分子的陰謀結合”。[37](p.27)目前,各地檔案館館藏的有關第一次全國普選的資料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以考察中共在過渡時期實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對基層普選的影響。

  (二)1953年《選舉法》與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選舉法的比較研究

  1953-1954年在我國開展了第一次全國普選,囿于當時的國際環境,只能從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借鑒經驗。自1953年7月開始,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譯室先后編譯出版了《蘇聯選舉法令匯編》[38]、《人民民主國家選舉法匯編》[39]和《選舉?選舉制度》[40]。《人民民主國家選舉法匯編》收錄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朝鮮等國的選舉法。這些資料的出版為中國與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選舉制度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條件。目前,學界尚未形成關于中外選舉制度、選舉委員會組成及其選舉各環節的比較研究成果。

  (三)關于選舉委員會組織構成及其對選舉過程的管理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普選并非易事,有些鄉村民眾并不關心普選,因此中央要求,全國基層選舉“應在深入動員的基礎上,吸引選民自覺地、熱烈地參加選舉,使參加選舉的人數占全體選民數的很高比例”[41]。但土地改革后,一些農民“埋頭生產,不問政治”[42],“一部分人民對于選舉卻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43],這與中央的預期有一定差別。各級選舉委員會在貫徹落實普選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雖然1953年《選舉法》及各省、市的實施細則就各級選舉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和職權范圍做了規定,但是地方各級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構成則又呈現較大差異。筆者查閱江蘇省檔案時發現,各級選舉委員會成員的履歷表、選舉委員會的活動記錄等資料保存較為完整,部分地方檔案館可以提供查閱。考察各級選舉委員會成員的政治身份、家庭成分、職業、年齡等可以為深入研究第一次全國普選提供相關資料。

  (四)關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研究

  關于選民的資格問題,中央提出:“不能聽任一個反動分子或未經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非法竊取了莊嚴的政治權利”,“也不能聽任一個公民被錯誤地剝奪了莊嚴的政治權利”,“選民將占全國人口很高比例”。[41](pp.50,29)根據1950年8月《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44]、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制定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45]以及1953年4月3日《中央選舉委員會關于選民資格若干問題的解答》[41](pp.98-110),在第一次全國普選中對地主、老區富農及管制反革命分子的情況進行了嚴格甄別,明確了地主與非地主、反革命骨干分子與一般反動黨團人員、反革命分子與其家屬關于選舉權的不同政策界限。

  第一次全國普選與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性質不同,是“人民內部的民主運動”[33],但基層普選中人民選舉權的落實情況較為復雜。筆者查閱江蘇省檔案資料時發現,為糾正基層選舉中“左”的傾向,江蘇省新區和老區在基層普選中對于地主、富農選舉權的政策有所不同。挖掘地方檔案資料,進一步探究中共落實“人民選舉權”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當代民主政治建設不無借鑒意義。

  (五)第一次全國普選中的基層干部政策

  1953年初,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即“新三反”)的指示。[46]2月3日,中共中央給華東局的批復中明確表示,要結合整黨、全國普選及其他工作,普遍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46](p.92)4月3日,中央選舉委員會明確提出要求:“把選舉工作與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和反違法亂紀的斗爭結合起來,使所有干部都能在群眾的鑒別下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7]。經過選舉,要“把那些違法亂紀分子和犯有嚴重錯誤而為人民群眾所極不滿意的分子從各種基層組織的工作崗位上剔除出去,把群眾所愛戴的聯系群眾的人選到這種組織的工作崗位上來”,達到“團結群眾、教育干部、加強人民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和進一步地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41]

  “新三反”對普選產生了什么影響?普選中的基層干部政策如何?中央關于基層干部當選比例有無規定?中央關于普選中的基層干部政策在地方執行效果如何?第一次普選后基層政權和干部作風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相關檔案和文獻資料較為豐富,但截至目前,從基層干部政策的角度考察第一次全國普選的研究成果較少。

  (六)關于第一次全國普選的評價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即對民主選舉的政治主張有了清晰的表達(閭小波梳理中共建黨之初相關文獻后指出:中共一大留下的文獻不多,但大多涉及民主議題。1922年6月,中共中央明確表示要“實行民主憲法,建設民主政治”,并將“采用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制”作為“目前奮斗的目標”。參見閭小波、賴靜萍:《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民主選舉的認知——以1921-1949年為研究時段》,《政治學研究》2011年第5期。),并在不同歷史時期創造性地付諸實踐。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強調普遍、平等、秘密投票的普選原則不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公布普選決策之初即宣稱:新政權的普選要區別于清末以來的歷次選舉,既不同于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所辦的選舉,也與歐美資產階級的選舉有所區別,“我們的選舉是名符其實的普選”。[41](pp.32-35,29)同時,在選舉的制度設計上,考慮到實際條件的制約,城鄉之間、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按不同的人口比例產生代表,并采取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無記名投票與舉手投票相結合的選舉辦法。

  第一次全國普選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正如1953年2月11日鄧小平指出:“如果說我們國家正開始的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標志著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新階段,那么,選舉法的頒布正標志著我國人民民主政治發展的新階段。”[47]據中央選舉委員會統計,全國進行選舉的地區,參加投票的選民占登記選民總數的85.88%,其中婦女參加投票的占登記婦女選民總數的84.01%。[47](p.190)第一次全國普選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普選完成后,各地選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標志著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1954年9月15-28日,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經過充分討論,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一系列政府機構組織法。從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中國正式確立。

  第一次全國普選極大地煥發了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熱情和民主意識,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的重要前提。無論宏觀層面抑或微觀層面,充分利用豐富的各級地方檔案史料,加強關于第一次全國普選的研究是當代中國政治史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

  [參引文獻]

  [1]吳繼平:《新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研究——以北京市為個案》,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7頁。

  [2]夏新華、丁峰:《劉少奇與蘇聯憲法的移植》,《時代法學》2014年第1期。

  [3]翁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制定考論》,《史學月刊》2007年第11期。

  [4]閭小波:《公民話語與階級話語的張力——1953年普選運動中的選民資格審查》,《開放時代》2017年第5期。

  [5]《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6]《迎接普選,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日報》1953年1月15日。

  [7]《中央選舉委員會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53年4月6日。

  [8]周仲秋、黃河、戴曉惠:《列寧普選制思想探析》,《社會主義研究》2012年第1期。

  [9]閭小波:《重“實質”抑“形式”——新中國建立前后中國共產黨民主選舉策略的調適》,《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5期。

  [10]吳繼平:《中國共產黨人普選思想的歷史嬗變與思考》,《理論學刊》2006年第9期。

  [11]陳曉波、李曉峰:《國民素質與普選民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認知與制度建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12]唐娟:《論建國前后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普選理念的嬗變》,《貴陽市委黨校學報》2004年第3期。

  [13]張金才:《鄧小平與新中國第一次全國基層選舉》,《黨的文獻》2010年第5期。

  [1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0頁。

  [15]宋月紅:《北京市郊區首次基層普選及其鄉政建設》,《北京黨史》2007年第1期。

  [16]江燕:《新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初創時期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7]趙入坤:《身份與權利:一屆全國人大的基層選舉》,《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8]蔡定劍:《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黨政干部文摘》2003年第4期。

  [19]熊秋良:《“選舉下鄉”與建國初期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貴州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

  [20]何志明、張秀梅:《塑造“主人翁”:新中國初期鄉村普選過程中的國家意識構建》,《史林》2018年第2期。

  [21]李丹:《試論新中國成立初期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廣東省的踐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2期。

  [22]楊伍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云南的建立》,《云南黨的生活》2010年第11期。

  [23]黎見春:《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基層普選運動中的政治動員的意義闡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4]熊秋良:《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積極性的路徑分析——以新中國江蘇省首次普選為例》,《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熊秋良:《建國初期基層選舉中的政治傳播——以江蘇省首次普選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25]張致森:《第一次全國普選運動中的婦女發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

  [26]張濟順:《微觀史料的政治學解讀:普選中的上海底層社會——以仁德紗廠為例(1953-1954)》,《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7]《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西南工作》1951年第64期。

  [28]劉洪科:《永不逝去的足跡——記山東省臨朐縣第一次普選》,《中國人大》2005年第3期。

  [29]梁況章:《最早的一次普選》,《上海人大月刊》2006年第12期。

  [30]陳樂新:《首次選舉人大代表的普選工作隊》,《人民之聲》2009年第11期。

  [31]俞子林:《我經歷的新中國第一次普選》,《世紀》2009年第5期。

  [32]陳俊才:《親歷解放后首次基層普選》,《江蘇地方志》2015年第6期。

  [33]江蘇省選舉委員會:《江蘇省基層選舉試點工作的情況和經驗(1953年8月18日)》,江蘇省檔案館:3062-2-1。

  [3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頁。

  [3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頁。

  [36]沙英:《認真的學習和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人民日報》1953年12月4日。

  [3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71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頁。

  [38]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譯室編譯:《蘇聯選舉法令匯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39]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譯室編譯:《人民民主國家選舉法匯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0]〔蘇〕列文等著、石健譯:《選舉?選舉制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1]中央選舉委員會辦公室編:《選舉工作手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7頁。

  [42]江蘇省選舉委員會:《蘇州專區基層選舉典型試辦工作初步總結報告》,江蘇省檔案館:3062-3-21。

  [4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3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頁。

  [4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407頁。

  [4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246頁。

  [4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1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47]《鄧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頁。

  [作者簡介]金子求,歷史學博士,副教授,淮陰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223001。

  [責任編輯:鄭珺]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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