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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方位中的中國道路
發布時間: 2009-12-18    作者:張星星 李曉峰    來源:國史網 20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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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末將近,如果回顧2009年的學術話題,“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不僅是中國學術界探討的理論焦點,也是全球熱議的一個話題。2009年恰逢新中國成立60周年,“中國道路”可以說是今年的年度話題。

  中國道路從近代中國走來

  探討中國道路,不能沒有深邃的歷史眼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海鵬、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沙健孫均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他們從中國近代歷史、中國革命史和近代國際環境的廣闊歷史背景出發,引出結論:近代中國走不通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對中國來說,都是必然的。沙健孫特別提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先進的中國人曾經希望通過學習西方,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走向獨立和富強。但是,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帝國主義不容許中國成為獨立的、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過于軟弱,它沒有勇氣和能力去領導人民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掃清障礙。只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于建立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主張,是唯一可行的建國方案。經過長期的政治實踐的檢驗,它不僅獲得了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堅決支持,而且最終也獲得了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擁護。

  記者了解到,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朱佳木研究員對新中國60年歷史的審視,也正是以150多年的歷史方位為背景。他以“新中國兩個30年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題,提出當代中國發展道路的形成,既有后30年對前30年的發展,也有后30年對前30年的繼承。顯然,朱佳木不能認同割裂前后兩個30年的做法。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北京大學梁柱、澳大利亞莫納虛大學孫萬國則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認為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倡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思想源頭。記者接觸到的學者普遍存在一種傾向性的觀點,即認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開放進程中開辟的。

  顯然,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蘊藏著豐富的研究資源,開辟了廣闊的研究領域。以寬廣的歷史眼界、深厚的歷史感和敏銳的歷史洞察力,深入研究當代中國的發展歷史和發展道路,對深化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

  當代中國政治中國道路的基石

  中國的政治到底好不好?它與經濟發展具有怎樣的互動關系?

  俄羅斯科學院瑪瑪耶娃對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黨政建設與改革的比較,是國內學者一向深感興趣的視角。她認為,中國共產黨與國家建設和立法工作共同發展,使中國的政治建設逐步完善,現行政治體制框架展現出穩步發展和完善的態勢。

  當代中國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田居儉是《歷史研究》雜志的老主編。他說,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共始終不渝的治國方略,把中國共產黨執政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結合起來,是富民強國的政治保障和政治基石。

  俄羅斯科學院博羅季奇則認為,中國政治是中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中國政治有序發展對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具有積極影響。當代中國研究所李正華則認為,60年來的中國鄉村治理理論與實踐十分值得研究,而改革開放后中國鄉村治理體制的變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嘗試,拉開了新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

  以“一國兩制”方式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造和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特貢獻。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博士、澳門特區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林媛對澳門多年來的發展有著切身體會,他們都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十年來之繁榮發展而自豪,認為澳門回歸祖國后取得的成就,為“一國兩制”添加了鮮活生動的證明。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是成功創造

  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中國經濟建設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董志凱就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以農業為基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選擇和新時期以來積極推進工業企業、行業、政府宏觀指導等方面改革,其目標始終是工業化、現代化,盡管各級規劃、計劃存在分歧,但是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

  國慶前夕,當代中國研究所曾舉辦第二屆當代中國史高級論壇。在論壇上,與會學者認為,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實現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創造。

  老資格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國光總結了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歷程和經驗教訓,他認為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在更高層次上建立計劃與市場之間的和諧關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衛興華,則從梳理和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兩個重要經濟學問題討論與發展的歷史角度,深刻闡述了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及其發展過程。

  在中國幾十年的發展中,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和國際環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等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和演變產生的決定性作用,也是“中國道路”這一探討中為學界所關注的。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武力認為,作為指導和調控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五年計劃(規劃),在新中國60年里也發生了劇烈的帶有根本性的兩次變革,而貫穿整個經濟體制演變過程的主線之一,就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發展奇跡。這一歷史奇跡的動力來自哪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李玲教授認為,新中國前30年的一條重要經驗在于尋找到一條依靠勞動密集投入的路徑,保障全民健康、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降低人口的死亡率和生育率。“用最低的成本啟動人力資本內生改善的機制是‘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這位女經濟學家認為,這一特征使得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就能夠擁有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稟賦,這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迅速把握全球化的有利時機、創造經濟奇跡提供了內部支持。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的研究興趣,在于新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軌跡和城市性質、功能、結構的變遷及其經驗教訓,他從1949年以來60年的回顧看中國城市的發展,認為我國城市不單脫離了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城市發展軌跡,還大量引入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理念與規劃模式。今后的城市發展要在重新認識我國固有文明,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探求適合國情的城市發展方向。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泰偉斯和莫納虛大學孫萬國不久前在一個國際論壇上,則分別發表論文《現代化共識的形成:打倒四人幫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經濟政策》和《毛澤東領導時期中國的國家建設》,試圖從那個特定歷史階段中尋求對“中國道路”的進一步理解。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社會文化變遷

  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最終都會表現在社會文化的整體變遷上。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把文化建設作為國家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積極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探索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發展道路。與此相應,近年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和當代社會史研究逐步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中共中央黨校柳建輝認為,新中國 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廣泛而深刻的歷史性變遷,其主線是現代化。對于“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山西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龍則主張,要加強“自下而上”的農村社會史研究,更多地關注億萬農民的生存環境、日常生活、人際關系和精神心理狀態。這當中,作為中國國策之一的計劃生育,自然受到了學者的關注。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李文,近年專攻當代中國經濟史,對于新時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建設的影響和作用作了重點探討。他認為,通過實施計劃生育,減緩了人口增長速度,加大了人力資本投資,為中國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劉國新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鳳城,也對新中國文化的建設與發展作了學術性的回顧。楊鳳城特別從執政黨的文化理論和方針政策的角度,重點闡述了新時期以來文化“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針的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指導思想下的多樣化文化建設方針。

  全球化的影響不止于社會的一般層面,而且深入到宗教、思想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分析了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響,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環境下中國五大宗教的發展態勢。他指出,近年來“全球化”氛圍中的宗教發展,“已直接影響到當代中國宗教的存在與走向,成為中國當今社會‘軟實力’構建、文化發展工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中國道路面向未來 面向世界

  來自印度的莫漢蒂,是德里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研究所所長。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印兩國作為“新型經濟體”吸引了西方媒體的大量注意力,兩國在處理全球經濟危機的不良影響時的表現也令人滿意,展示出較西方經濟體更多的自信。由于這些出色的表現,近年來中印兩國作為受邀國出席工業化國家的八國集團峰會,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新論壇——二十國峰會的主要與會國。雖然從經濟規模和國際貿易結構來看,中國要優于印度,但是中印卻作為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新生力量而被視為一體。季塔連科也談到,深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現代化歷史經驗的國際與歷史意義,不僅要對中國國內情況進行考察,也要從其外部世界進行分析。

  許多學者認為,新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沛提出,中國道路表現在外交上,這60年走的是一條“繁榮富強和平和諧之路”。而當代中國研究所的丁明系統總結了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確立和發展,認為中國的“和平外交”和“和平發展”,不僅實現了自身發展,而且成為人類文明持續進步的強大動因。

  中國的發展,越來越與整個世界融為一體。研究中國道路,就會越來越多地從世界格局中來思考。某種程度上講,中國以后的發展,“面向未來”與“面向世界”越來越是一個同義詞了。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宮力素來研究中美關系、國際戰略,他集中對新時期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擴大與對外關系持續發展的良性互動發表了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加快了與世界潮流的融合,強化了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基礎,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沈大偉,則著重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美國、歐洲、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國家以及國際組織外交關系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了世界,也推動了國外的當代中國研究,使這一學科愈益成為引人注目的顯學。這一點,不論從近年來關于這方面研究的大量成果,還是今年眾多的以“中國道路”、“新中國60年”為主題的學術會議,都可以得到證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烏索夫研究員發表《俄羅斯學者近十年對中國歷史的研究(1999—2009)》,從經濟發展、社會政治史及中國共產黨史、對外政策和中俄關系、當代中國人物研究四個方面,介紹和分析了近10年來俄羅斯學者有關中國歷史和經濟社會發展的70多部專著和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的何培忠的《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觀》,分四個時期論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日本學界當代中國觀的發展和演變及其對中日關系產生的影響。在第二屆當代中國史國際高級論壇上,與會學者認為,少數人散布的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新殖民主義論”等論調,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與會學者表示,應當在本屆國際論壇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相互間的交流和溝通,共同推進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發展和繁榮。

  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就要過去了。在上世紀,鄧小平曾滿懷信心地為中國的未來勾畫過藍圖,在21世紀中葉,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那時,中華民族將全面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而通向這一歷史目標的,就是中國道路。

  (本文寫作參考了當代中國研究所張星星研究員的成果,謹致謝忱)

  摘編自2009年12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總第45期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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