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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子堯 鄭有貴:發揮經濟史在實踐和理論創新中的啟迪作用
發布時間: 2019-03-01    作者:賈子堯 鄭有貴    來源:社科院專刊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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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月舉行的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中國的許多問題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只有把面臨的問題放在歷史的坐標系中進行考察,才能形成準確而全面的認識。

  有助于準確把握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

  回顧和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對準確把握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跨越發展的歷史成為最大的研究熱點,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表明,新時代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鄭有貴提出,還原改革開放40年歷史的本來面貌,可以避免掉入用暫時局部波動評判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誰退誰進,單純以經濟效益高低評判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誰優誰劣,脫離歷史場景和歷史邏輯掉入片面評判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誰先進誰落后,脫離堅持黨的領導及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歷史而抽象地探討發展公有制經濟還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等陷阱,進而進一步增強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自覺和自信。汪海波梳理了非公有制經濟的階段性特征:1979—1984年非公有制經濟得以恢復并取得初步發展;1985—1992年非公有制經濟全面發展;1993—2000年非公有制經濟持續發展;2001—2011年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快速發展;2012—2017年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宋士云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勞動關系變遷的三個階段:1979—1991年是勞動關系從行政隸屬式轉向市場契約式的起步階段;1992—2001年是加快推進市場化勞動關系建立的階段;2002—2017年是建立與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的階段。黃嘉文和李敏梳理出了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勞動關系變遷的三個階段:1978—1994年是探索契約型勞動關系轉向的階段;1995—2007年是基于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制度建構的階段;2008—2015年是出現以利益平衡為導向的勞動關系新趨勢的階段。段娟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歷程和取得的成就,總結了經驗教訓。

  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經驗表明,農村改革關系全局,新時代仍應將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進一步破除阻礙城鄉融合發展的障礙。鄭有貴認為,從長時段的視角來看,改革開放40年鄉村改革取得了在工業化進程中突圍城鄉二元結構向融合發展邁進;在打破城鄉分治中,突圍由農民單一從事農業向多元就業創業拓展發展空間邁進;在生產經營主體重塑中,突圍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在融合發展中,突圍主要發揮農業的產業功能與向鄉村多重功能拓展等四大突破。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在促進鄉村發展和振興的探索中,形成了處理好尊重農民首創精神與頂層設計、對鄉村的“取”與“予”、鄉村服務城市與鄉村振興、主體主導與多元互補發展等四個重大關系的歷史經驗,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啟示。蕭冬連回顧了農村改革從農民、基層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領導之間的互動,到一步步獲得共識形成全國性政策的過程,并闡述了農村改革的全局性意義。李嘉樹和黃國強通過敘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改革的背景和過程,論證了我國的農村改革并非“邊緣革命”,而是“核心突破”,對改革緣起做出了新的闡釋。

  40年對外開放的歷程表明,新時代應擴大對外開放,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蕭冬連回顧了1978年開始的中國對外開放逐漸起步的過程,并指出1985年我國已初步形成由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開放區構成的開放格局。文世芳厘清了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對中國進行的兩次考察的來龍去脈,評析了這兩次考察對改革開放的深遠影響,認為國際經驗對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助力。李愿富從政策角度探討了1978—1991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對中日貿易關系的影響。蔡赤萌指出,1978—2007年,香港在全國實行對外開放戰略的兩個不同階段中發揮的不同功能:1978—1997年香港在全國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時主要發揮“窗口”功能;1998—2007年香港在全國實行開放性經濟發展戰略時主要發揮中介功能。

  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史是當前國史研究的重點和熱點,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研究這段歷史既要總結“中國奇跡”的經驗,也要探討當前遇到問題的成因。只有兩者并重才能更好地發揮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資政作用。

  有助于更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全面概括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深刻總結其間形成的寶貴經驗,對于在新時代更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具有重要意義。董志凱回顧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應對封鎖禁運的措施,闡述了其對于建設“一帶一路”的啟示。王丹莉論證了促成“大躍進”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后期新中國工業發展戰略的細微調整。韓奇梳理了毛澤東在“一五”計劃之后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的多重維度的改革,并闡釋了其寶貴的歷史價值,加深了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不同時期關系的理解,進而有助于全面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王鑫總結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肯定市場作用的基本經驗,同時也闡述了當時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局限性。郭旭紅和武力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質上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產業結構失衡與經濟增長共存。劉偉梳理了1988—1989年中共中央中止“物價闖關”、開啟治理整頓的過程,指出這一系列決策和舉措迅速平抑了物價、穩定了社會,為之后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是探索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一次成功實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只有正確認識和評價新中國近7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才能在新時代更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有助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是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的歷程。實事求是地評價發展中的問題,全面總結歷史中的經驗教訓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融合研究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經濟思想與經濟建設實踐,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鄭有貴基于改革開放40年跨越發展經驗,探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民、資本,指出如何處理人民與資本的關系,是基于人民的立場,還是資本至上和服務于資本所有者,是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分野。劉偉梳理了我國對于GDP認識的演變過程:從傳統的忽視和否定GDP,到改革開放以來運用和強調GDP,再到進入新時代提出“新發展理念”,進一步提升對GDP的認識和態度的科學性,體現了我國對于“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和不斷提升科學性的過程。李祥興和王先俊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認知的嬗變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和影響。王昉和繆德剛指出,過渡時期的經濟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闡析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能夠更好地發揮經濟史研究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王琳綜合了馬克思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基本方法論和西方經濟學中流行的經濟長波理論,構建了“技術力—制度力—耦合力”三元經濟長波理論,并以此分析了我國1952—2016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得出我國已經歷了1949—1978年、1978—2012年兩個經濟長周期,而且2012年已經進入了新的經濟長周期的結論。王琳、馬艷和張思揚將生產關系納入生產方式的整體演變中進行剖析,梳理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生產關系演變的現實路徑和理論機理,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生產方式的現實演變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1997年的數量型生產方式探索期、1998—2012年的數量型生產方式深化期、2013年至今的質量型生產方式探索期。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還應當深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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