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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期間英國政府的居間調停
發布時間: 2018-10-29    作者:奚慶慶    來源:國史網 2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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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秋,國民黨在退守臺灣后,以東南沿海的部分島嶼為據點,不斷對大陸進行侵襲和騷擾。與此同時,美國通過對日和約制造“臺灣地位未定論”,妄圖使臺灣和大陸徹底分離。面對此種形勢,中共中央自1954年9月3日起,先后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連續炮擊金門、馬祖、一江山島以及大陳島等沿海島嶼,同時,國民黨軍隊也以金門為據點進行反擊,對人民解放軍在福建前線的炮兵陣地持續炮擊,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以下簡稱第一次臺海危機)由此發生。危機期間,美國異常關注臺海形勢,并根據事態的發展適時地調整其政策。作為美國盟友的英國,此時則左右為難:一方面要維護英美間傳統的“特殊關系”;一方面又要防止中美沖突的升級和亞太局勢的失控以及由此而引起新的世界大戰。對于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美國的政策,國內外學者已有較多研究,但對于危機期間英國的政策則著墨不多。(關于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英國政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Steven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I.B. Tauris, 2006; 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4, Dalhousie University, 1976; Rand Rowan, A Foreign Policy In Opposition: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Far East, 1951~1964,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duate Faculty of Texas University, 1992; Victors Kaufman, Argument and Accord: Anglo-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China,1948~1972,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9。此外,李世安的《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英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薩本仁、潘興明的《20世紀的中英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也都涉及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英國的對臺政策,但是以上論著有的是在重點研究冷戰期間英國的遠東政策時稍加提及,有的是在以中英關系或者英美關系為研究對象時將臺灣作為其中的一小部分加以提及,鮮有直接以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英國的調停為視角加以仔細探究的。)本文以英美相關外交文獻為依據,以英國調停危機為視角,探討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英國的政策及其成因、影響,以期對深化臺海問題研究有所裨益。 

一、“杜勒斯方案”的出臺及英國的態度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美國反對過早承認新中國,主張有條件地承認。而鑒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實力的衰落、在華重大利益以及香港問題等諸多因素,早在1949年12月中旬,英國便正式做出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并于1950年1月6日付諸實施。此后,英美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開始出現,這種分歧在如何處理第一次臺海危機上有集中體現。

  第一次臺海危機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沿海地區持續不斷的軍事行動令美國十分震驚。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表示,這是他執政18個月以來遇到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1]國務卿杜勒斯也表示十分擔憂金門等沿海島嶼的形勢。[2]至于如何解決危機,在經過多次磋商后,1954年9月12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同意杜勒斯的提議:“以中共的行為已經對國際和平構成威脅為由將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予以解決”(即“杜勒斯方案”)。[3]此后不久,杜勒斯開始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加快與臺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此外,杜勒斯還通過多種途徑尋求與英國進行溝通,以期得到英國對美國的支持。

  為了獲得英國對“杜勒斯方案”的支持,杜勒斯就沿海島嶼問題開始與英國秘密磋商。1954年9月16日,杜勒斯會晤英國駐美國大使馬丁,杜勒斯告訴馬丁,他想和英國國務大臣進行會談,并討論是否有可能讓聯合國采取某種行動或制定出停火方案。對此,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向馬丁做出指示,務必向杜勒斯做出以下幾點說明:“(一)英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金門無法防守,對于防衛臺灣也似無必要。英國的建議是美國應該避開任何幫助守衛金門的責任——或者準確地說是任何中國沿海島嶼。美國第七艦隊真正防守的是臺灣。(二)英國不會支持美國在金門卷入和中國的戰爭”。同時,艾登還要馬丁告訴杜勒斯,英國認為,讓聯合國采取行動無法解決問題,因為“中共將會對任何不適合他們或者他們并未參與討論的提議置之不理”,而且“無論是中共還是國民黨都不太可能會接受任何形式的聯合國托管提議”。因此,英國政府認為,如果美國政府可以提一些建議的話,應該是讓國民黨保持沉默,或者是回歸到杜魯門提出的“中立臺灣”的道路上,這才可能為談判提供基礎。[4]

  獲悉英國最初的態度之后,美國試圖積極說服英國支持其方案,期望英國的態度有所改變。為此,杜勒斯親自出馬,要求就中國沿海島嶼問題與英國舉行更高級別的會談。9月17日,杜勒斯出訪倫敦,并就沿海島嶼問題與艾登舉行了會談。杜勒斯首先就當時形勢進行了簡要回顧后談到,為阻止形勢的進一步惡化,“該問題應遞交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在遵守憲章第39條和第40條之下,安理會號召各方遵從這些臨時性舉措,這既相當必要,也合乎其理”。同時,杜勒斯向艾登表明,在沿海島嶼問題上美國尚未和任何國家進行過討論,在美國采取進一步行動前想聽聽英國的意見。之后,艾登向杜勒斯表明,英國政府對于目前的形勢同樣十分擔憂,但尤其困難的是“英國可能不會給美國在金門的行動和在臺灣的行動同樣的支持”,因為“臺灣不得不防守,而且美國也已經在履行這種責任”,但是沿海島嶼不同,英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沿海島嶼很難防守,而且防守他們也絕不是和防守臺灣一樣必要”。最后,艾登向杜勒斯表明,英國會慎重考慮杜勒斯求助于安理會的提議。會談即將結束前,為了讓艾登支持其方案,杜勒斯向艾登強調,他的目標是“開啟談判程序,克服目前遠東形勢中的一些困難,并且能夠解決英美兩國在遠東政策上仍然存在的分歧。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條能讓英美聯合在一起行動的方法”。[5]

  在杜勒斯和艾登會晤的同時,英國政府內部就是否支持“杜勒斯方案”展開充分討論。1954年9月18日,英國助理國務大臣艾倫在咨詢了英國聯合國事務部以及相關法律顧問后,就是否支持“杜勒斯方案”發表備忘錄,備忘錄分析:如果按照“杜勒斯方案”將問題提交給安理會,英國需要考慮“屆時英國將公開采取何種行動路線”的問題。對此,艾倫認為:“英國無能為力,唯有希望戰爭可以避免:中共由于害怕美國干預將會推遲進攻,國民黨也將會受到美國約束。”同時,艾倫還對這一行動路線的優缺點進行了細致分析,其缺點是:“(一)中共可能會拒絕討論該問題,理由是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超出聯合國能力之外;(二)蘇聯可能會否決提出的一切決議;(三)中共不得不受邀參與討論;(四)討論極有可能冗長而激烈;(五)國民黨可能試圖會否決一切決議。中立臺灣將意味著他們借口征服大陸的結束”。其優點是:“(一)將該問題遞交安理會能夠顯示出美國急切地想避免沖突;(二)可以將責任推給中共,顯示他們希望緩解危機的談話毫無意義;(三)在聯合國中攤開該問題將會使任何一方采取行動都更加困難;(四)可能為解決目前中國的問題的僵局打開大門”。艾倫還對“由誰將金門問題遞交安理會”、“是否事先應和蘇聯進行溝通”、“英國希望達成什么樣的決議目標”、“是否邀請中共參與討論”以及“如果蘇聯行使否決權,英國將采取何種行動”等問題進行了細致地分析和探討。最后,艾倫認為,“在沒有其他令人滿意的選擇情況下,支持杜勒斯的建議并督促杜勒斯遵循之也十分可取”,建議“英國應該支持杜勒斯的建議”。[6]

  1954年9月21日,艾登將上述備忘錄遞交內閣會議討論并做出最終決定,同意支持“杜勒斯方案”。與此同時,艾登致信英國駐聯合國代表皮爾森 · 迪克遜,讓其轉告杜勒斯,他“已經仔細考慮了杜勒斯的建議,也傾向于支持他”。[7]9月28日,艾登向杜勒斯提議:“可考慮由在該地區有直接利益的安理會成員國新西蘭首先向安理會發出提案”,[8]杜勒斯旋即接受了艾登的建議。10月12日,經磋商,英國、美國以及新西蘭就代號為“神諭”的提案達成協議,決定由新西蘭向聯合國提出申請,由聯合國負責處理中國沿海島嶼問題,屆時英國和美國將會支持新西蘭提案,提案的內容由三國協商確定。

  在英國、美國以及新西蘭就提案的內容進行協商之時,英美卻發生了意見分歧。杜勒斯認為,最為重要的是決議案的范圍“只能限制在解決金門沖突問題上”,應避免討論國共之間的其他問題,因為“更加廣泛地討論其他問題必定會暴露英美間令人尷尬的分歧”。[9]對此,英國代表提出了異議,艾登認為提案討論的范圍應該更加廣泛,因為發起“神諭”提案的最初目的以及最大的吸引力是更廣泛地解決亞洲問題。艾登進一步表示,如果提案只是限制在美國提議的范圍,將會被看成是另一個冷戰的“開場白”,而不是通向解決更廣泛問題的“謹慎的第一步”。[10]艾登還認為,若按照美國設想的提案進行,國民黨極有可能會進攻大陸,若此則完全無助于緩和局勢。鑒于英國的堅定立場,杜勒斯無奈地向艾登透露,美國將噴氣式戰斗機移交給國民黨時就已經得到保證,絕不會用其來進攻大陸,除非美國意識到形勢發展到有迫不得已的理由才會采取行動。[11]得知上述消息后,盡管艾登放棄了討論擴大提案范圍的要求,但對“神諭”提案的有限范圍仍十分不滿。[1](p.31)

  為了加強國際輿論對美國的支持以及為美國的干涉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杜勒斯想盡快將“神諭”提案付諸實施,但英國政府卻一直采取拖延策略。1954年11月底,美國就何時向聯合國提出“神諭”提案征詢英國及新西蘭的意見。馬丁轉達了英國政府的意見:由于“共同防御條約”以及中國審判美國間諜案在美國引起的強烈反華輿論浪潮,英國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神諭”提案緩解臺海危機的機會大大降低。因此,英國政府認為,應推遲提交“神諭”提案。[12]對于英國的拖延態度,杜勒斯十分不滿,多次要求英國同意行動。杜勒斯的催促并沒有使英國馬上改變態度,1955年3月25日,艾登指出,現在讓安理會同意“神諭”提案,必將會被簡單地認為是英美在努力保證蔣介石在沿海島嶼的地位。在目前形勢下,“神諭”提案完全無助于控制中國人的“敵對行動”。[13] 3月26日,杜勒斯復電艾登:“我原來擔心的是蘇聯是否會否決提案,但坦白地說,我萬萬沒想到這個否決是來自于你。”[14]可見,英美在何時提出“神諭”提案上的分歧十分明顯。

  綜上可知,第一次臺海危機爆發后,對于“杜勒斯方案”,英國的態度經歷了由不同意到同意再到拖延的過程,這其中的原因既是英美在華利益不同而形成不同遠東戰略的差異,也是英國在實力衰落的情況下被迫做出的無奈選擇,更是英國利弊權衡后所采取的最佳策略。

  二、第一次臺海危機的升級及英國緩解危機的舉措

  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在美臺簽訂“共同防御條約”時,人民解放軍在炮擊金門后又發起解放大陳島和一江山島的戰役。在此情形下,1955年1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確定了對沿海島嶼的“新政策”。兩天之后,美國向第七艦隊增派3艘航空母艦。與此同時,大批美國艦船和戰斗機集結在臺灣海峽待命,第一次臺海危機進一步升級。

  第一次臺海危機的進一步升級使英國左右為難。一方面,英國通過各種途徑謀求改善對華關系;另一方面,英國努力維系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其目的就是盡量避免中美因為臺海問題發生直接軍事對抗后英國卷入其中。在得知美國已經確立“新政策”、中美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英國試圖通過多種途徑對中美施加影響,其目的是使各方接受英國的對臺建議,促使第一次臺海危機朝著英國設想的方向發展。為了緩解危機,英國首先試圖通過其對美國的影響力,力促美國不要公開宣布對金門負有防守責任。1955年1月20日,英國內閣在召開會議達成一致意見后立即向美國表明看法。英國首先向美國表達了對臺海事態進一步發展的擔憂,然后表示,英國不支持美國公開宣稱“暫時保衛”金門。因為如果美國以軍事為后盾公開宣布防衛金門,國民黨軍隊定會借勢長期駐留在沿海島嶼,中共會加大力度調兵遣將。這不僅不會緩解第一次臺海危機,反而會導致混亂局面的產生。英國認為,若想使“神諭”提案順利實施,美國務必改變或推遲執行其關于沿海島嶼的“新政策”。[15] 在中美嚴重對峙的情況下,盡管艾森豪威爾政府不同意國民黨軍隊立即撤出沿海島嶼,但為了獲得盟國尤其是英國的支持,美國在權衡良久后決定略做讓步。1月30日,艾森豪威爾在白宮會議上明確表示:“美國不會公開宣布保衛金門和馬祖”。[16]英國緩解危機的努力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為了緩解危機,英國政府還曾試圖通過敦促美國向國民黨施壓,要求其停止挑釁行為并從沿海島嶼撤軍,目的是以此換取中共放棄武力解放臺灣的方針,默認國民黨當局對臺灣的占領。英國政府認為,盡管向美國施壓不一定是緩解危機的最佳方式,但在英國已經斷絕了同國民黨當局聯系的情況下,這是英國所能選擇的唯一道路。為此,英國外交部開始通過多種途徑展開對美工作:一是向美方強調“沿海島嶼”與“臺灣”在地位上的區別。英國認為,臺灣和沿海島嶼的地位截然不同。對于美國而言,臺灣的戰略地位的確十分重要,但沿海島嶼只是“散布在中國福建和浙江水域附近的一些小島群”,[17]這些小島群“不僅無法防守,而且對于防衛臺灣也似無必要”。[4]二是重點向美方強調此次危機引發新的全面戰爭甚至是核戰爭的危險性。艾登屢次向美方強調應區別對待臺灣和沿海島嶼:“沿海島嶼無疑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雖然這并不意味著“看著中共軍隊占領沿海島嶼,英國感到高興”,但是“在目前形勢下,中共以武力宣誓其對這些島嶼擁有主權的任何努力,都會危及和平與安全,也因此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18]第一次臺海危機升級后,英國再次向美方表示對局勢的擔憂:“在接下來的兩三年中,美國可能會因為沖動或者缺少洞察力而被拖入一場對中國的戰爭。”艾登認為:“沒有哪一個國家想為這些沿海島嶼而戰,但是它可能會成為戰爭的導火索。”[17](pp.120,121) 1955年2月,艾森豪威爾致信英國首相丘吉爾,告知其立場:他認為沿海島嶼和“進攻”臺灣之間沒有決定性的關系。對于蔣介石,“美國應給以保護之盾,而不給以動武之矛”。[19]

  隨著第一次臺海危機的進一步升級,英國的目標更加明確:美國必須迫使蔣介石將其軍隊撤離大陳島。1955年1月19日,丘吉爾致函艾森豪威爾,力勸艾森豪威爾讓蔣介石從沿海島嶼撤軍,目的是讓國共“劃峽而治”。同日,馬丁向杜勒斯聲明,一旦臺海發生戰爭,英國以及其他承認沿海島嶼歸中國所有的國家將無法支持美國,“西方聯盟將會破裂”。除此之外,英國還利用其對英聯邦國家的影響力積極號召他們一起向美國施壓,要求國民黨盡快撤出沿海島嶼。在英國的積極活動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紛紛向美國表示:“只要美國表示將使國民黨軍隊撤出所有沿海島嶼,他們就支持美國的臺灣政策”。[20]

  在英國及英聯邦國家的力勸下,1955年1月21日,由艾森豪威爾主持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幾經磋商后最后決定:和國民黨協商并使用武裝部隊協助其從沿海島嶼(包括大陳島)撤軍;為防止臺灣和澎湖列島遭受進攻,協助國民黨防守金門和馬祖島免受中共“進攻”。[21]在蔣介石私下獲得美國對金門和馬祖承擔必要的防御承諾后,2月5日,駐扎在大陳島的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第七艦隊的協助下從大陳島撤退,盡管英國希望國民黨軍隊從沿海島嶼全部撤退的目標未能實現,但英國的斡旋還是對控制臺海局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為了緩解危機,英國還多次嘗試與中國進行溝通,希望中國能夠在沿海島嶼問題上妥協并做出實質性讓步。1954年11月6日,在沒有提前告知美國的情況下,艾登授意英國外交部助理次官哈羅德 · 卡西亞會見中國駐倫敦代辦宦鄉,目的是讓中國政府知曉英國極為關心日益緊張的臺海局勢。艾登讓卡西亞暗示宦鄉:如果中國政府認定美國不會介入防衛金門和其他的沿海島嶼,并以此為基礎而制定計劃的話將會十分危險,因為該地區的軍事行動極易導致全面戰爭的發生,而美國有可能會使用“現代武器”(即核武器),這必將會引起災難性后果。艾登讓卡西亞告訴宦鄉,希望中國政府不要魯莽行動,也不應做任何可能將亞洲拖入一場災難性戰爭的事情。會談中,卡西亞轉達了上述意見,并強調,英國的政治活動以及外交目標是阻止危險局勢的惡化,否則屆時中美兩國可能會發生戰爭,兩國的聲譽也會因此受損。[22]之后,宦鄉嚴正聲明了中國的立場:“中國政府無意與美國開戰,但美國始終堅持干涉中國內政。”[23]

  在卡西亞和宦鄉會談后,艾登希望能和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直接接觸,試圖試探中國政府是否愿意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及沿海島嶼問題。1955年2月28日,艾登致電周恩來,闡明英國十分清楚中國在臺灣及沿海島嶼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但英國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公開聲明或者私下承諾,在維持對臺灣和沿海島嶼主權要求的同時能夠保證不使用武力。艾登表示,如果中國政府同意這樣做,英國準備和美國一起,就和平解決所有島嶼問題,探索出一條有利于中國的方案。[24]同時,艾登暗示周恩來,作為回報,美國將迫使國民黨從沿海島嶼撤軍。此外,艾登還向周恩來發出邀請,希望能和周恩來在香港就和平解決沿海島嶼問題進行磋商。3月1日,周恩來復函艾登并嚴詞拒絕了其建議,周恩來將艾登的建議稱為是“一個骯臟的交易”,[25]并宣稱臺海地區的緊張局勢完全是由美國一手造成的,中國政府支持蘇聯要求召開十國會議的提議,中國政府堅決要求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并從臺灣海峽撤軍。[24](p.339)同時,周恩來嚴正聲明:“中國不僅對沿海島嶼擁有主權,而且對臺灣也擁有主權。”[25]周恩來還表示,如果艾登“愿意討論如何創造消除臺灣地區危險局勢的必要條件,歡迎他來京會晤”。[26]在試圖以中國做出讓步的方式來緩解危機失敗后,1955年3月8日,艾登在下議院發表聲明并表明立場,希望中國政府不要進攻沿海島嶼,也不應使用武力維持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要求。與此同時,他也希望國民黨從沿海島嶼撤軍。[25]

  可見,隨著第一次臺海危機升級后,英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通過多種途徑向各方施加了有限影響,其目的是為了竭力避免因局部沖突升級而爆發全面戰爭,英國被動卷入其中進而影響英國在華乃至在遠東的利益。鑒于實力、冷戰以及英美“特殊關系”等因素的影響,在第一次臺海危機升級后中美對峙的情況下,英國的斡旋活動空間十分狹小,其緩解危機的成效也十分有限。

  三、美國“脫身”沿海島嶼及英國充當中美談判的中間人

  第一次臺海危機升級后,在制定“新政策”的同時,美國政府內部出現了不同的聲音。1955年2月7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辦公室主任鮑伊向國務卿遞交備忘錄,明確闡明在當前形勢下,美國必須重新考慮對臺政策。鮑伊指出,美國的歐洲和亞洲盟國在對待臺灣及沿海島嶼上的態度完全不同。從整體上來說,他們支持或默認美國守衛臺灣,但他們認為沿海島嶼并不牽涉美國的安全利益。鮑伊認為,盟國的擔心將會使美國和他們的合作關系變得緊張,同時也會形成限制美國的壓力。在此情況下,鮑伊認為,美國的政策應該是從沿海島嶼“脫身”,目的是不損害美國的威望,不讓盟國對美國防守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意愿和能力產生懷疑。[27]

  1955年2月中旬,面對盟國和美國政府內部溫和派官員的壓力,艾森豪威爾以及杜勒斯也開始感到不安。他們擔心一旦美國和中國發生戰爭,在得不到盟國支持的情況下,美國將深陷亞洲戰爭的泥沼。幾經磋商,艾森豪威爾認為應該勸說蔣介石從金門和馬祖撤軍,使美國從沿海島嶼“脫身”。4月17日,艾森豪威爾指定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到臺灣勸說蔣介石主動從金門和馬祖撤軍。但在會談中,蔣介石嚴詞拒絕了美國的建議,表示“不管有沒有美國的幫助,他都會守衛金門和馬祖,絕不會從金門和馬祖撤軍,因為這將會使他們的‘政府’失去人民的尊敬,也會對華僑和南亞地區的自由民主產生極壞的影響”。[28]就在美國騎虎難下之時,萬隆會議的召開使世界得知中國政府愿意為和平解決臺海問題做出進一步努力,這就為英國充當中美談判的中間人提供了空間。

  接替艾登成為英國外交大臣的麥克米倫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應盡我們最大努力讓中美開始某種形式的談判”。[17]( p.128) 而事實上,在中國方面,第一次臺海危機發生后,面對國際國內錯綜復雜的局面,中國政府在進行軍事行動的同時更加注重通過外交和政治途徑,力爭在不與美國發生軍事沖突的前提下,謀求沿海島嶼問題的圓滿解決。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毛澤東在會談時向尼赫魯建議,希望他運用其對美國的影響力來做工作:“如果我們是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我們會規勸他不要發動戰爭,但是這個工作由總理會比由我們來做更容易些”。[29]1955年2月6日,為進一步表達中國政府愿意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周恩來又一次通過印度向英美轉達了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進行談判:“正是美國在干涉中國的內政,霸占了臺灣,最近還派遣了這么多的海空軍,陳兵臺灣海峽,直逼中國大陸和沿海島嶼,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和戰爭挑釁。造成緊張局勢的正是美國,因此要由美國同中國直接談”。[26](p.100)蘇聯提議就臺海問題召開國際會議后,中國在表示積極支持蘇聯提議的同時,建議應先和美國進行外交接觸。1955年2月2日,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致電周恩來,打探中國政府是否愿意參加聯合國安理會就沿海島嶼問題的討論。6日,周恩來復電哈馬舍爾德,在拒絕接受“兩個中國”的同時,建議“美國必須坐下來和中國進行面對面談判”。[30]萬隆會議開幕后,4月23日,周恩來宣布:“中國政府愿意就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包括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同美國坐下來談判”。[31]可見,第一次臺海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在不同場合都公開表示出與美談判、和平解決危機的愿望。此外,鑒于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對大陸的騷擾破壞活動明顯收斂,中國政府決定暫時停止炮擊金門和馬祖等島嶼,進一步向世界宣示了和平意愿。

  在美國方面,美國政府最初對中國政府的和平外交努力反應冷淡甚至置之不理,艾森豪威爾甚至將其看成是中國的手段,其目的是可公開宣傳“美國不要和平”。[30](p.268)萬隆會議上,在周恩來公開建議中美應進行談判后,在國際國內輿論的壓力下,美國的態度略有松動,表示愿意在沒有國民黨代表參與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進行對話。這一態度令英國大受鼓舞,“急于抓住能使自己起作用的機會”。1955年5月9日,艾登指示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進一步了解中國是否愿意就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與美國進行談判,并詢問中方是否有口信轉告給美國。周恩來表示在認真研究后會給予英國正式答復。5月26日,周恩來通過杜維廉向英國做出四點答復:第一,為了推動中美間的談判,雙方應采取直接或間接行動以緩和臺海地區緊張形勢。第二,中美談判之前,中國支持雙方先和蘇聯、印度、英國進行外交接觸。同時中美在莫斯科、新德里、倫敦的外交代表可以通過三方政府的引薦進行外交接觸。第三,中國政府認為中美談判的關注應是緩和與消除臺海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對于談判的形式還未做最后定論,但會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第四,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蔣介石集團均不能參加任何國際會議,但是中國政府并不拒絕,而且事實上已經建議國共之間進行直接接觸。[32]

  1955年5月30日,中國政府宣布釋放4名被俘美軍。然而,美方的目的卻是利用當時中美間的緩和氣氛迫使中國“盡早釋放剩余的被俘空軍人員,如果可能的話釋放一切被俘美方人員”。與此同時,為了“使中國不攻打沿海島嶼的局面盡可能地長久化”,并“盡量避免做任何具體的承諾,以防日后限制美國在臺海地區行動的自由”,[33]對于中國做出的和平努力,美國除略作口頭表示外,沒有任何談判的計劃和設想。

  美國的態度增加了臺海局勢的不確定性,為此,英國開始對美國展開系列外交工作。1955年6月20日,英國新任外交大臣麥克米倫在舊金山會見杜勒斯時再次提出臺海問題,麥克米倫指出,他感覺印度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梅農正在將事情弄糟,這使中國方面認為將會形成某種具體的方案,而若最終結果不是這樣,中國政府可能會選擇重新訴諸武力。麥克米倫進一步詢問杜勒斯,對于未來究竟有何看法。杜勒斯回答道,他唯一考慮的就是美國在華俘虜問題,美國可能會提議直接或者是通過第三方與華交換特派員,處理被拘押的美國人員以及審查中國留學生身份并確保其回國問題。至于其他方面的問題,杜勒斯認為,“美國除了等待外,無任何事情可做”。[34]

  杜勒斯的態度令英國十分擔心一觸即發的臺海局勢會再度惡化。1955年6月30日,麥克米倫致電杜勒斯,希望美國就緩和臺海局勢制定出明確方案或者采取一些具體行動。麥克米倫提醒杜勒斯,如果美國能夠使事情取得進展的話,會有助于抵制蘇聯在即將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上提出就中國問題或遠東問題另行召開國際會議,而且還有助于阻止中國政府采取任何“一意孤行”的行動。麥克米倫的提醒讓杜勒斯的態度有較大改觀。7月8日,杜勒斯通過英國向中國轉達了可將日內瓦會談升級為大使級會談的口信,并明確提出,不想讓尼赫魯在這件事情上充當中間人的角色。7月11日,美國通過英國向中國發出正式函件:“中美雙方領事代表在日內瓦已經就遣返各自想要回國的平民陸續舉行過多次會談。但結果卻令人失望,如果會談能夠在更加權威的層面上進行,這將有助于進一步討論和解決我們之間其他一些仍具有爭議的實際問題”,函件還建議雙方指定大使級代表在雙方同意的時間于日內瓦舉行會談。[35]7月13日,英國新任駐華代辦歐念儒向中國提交了美方的函件。15日,周恩來通過英國復函美方,同意中美雙方于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此后幾周中,英國又陸續為中美轉交過幾次信函,商定有關舉行大使級會談的具體日期以及發表新聞公報的措辭。(具體參見FRUS, 1955~1957, Vol.2. No.306, p.660; FRUS, 1955~1957, Vol.2.No.316, pp.675~676)8月初,中美雙方如期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第一次臺海危機宣告結束。

  綜上所述,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中美雙方一度劍拔弩張,但最終并沒有發生軍事沖突,這其中的原因就包括國際社會尤其是英國的外交斡旋。危機期間,為了避免英國被動卷入中美因臺海問題發生的戰爭,從而對英國國家利益造成影響,英國直接介入第一次臺海危機。為此,英國一方面敦促美國不要公開宣稱對金門負有防守義務,力促美國讓國民黨從沿海島嶼撤軍;另一方面積極與中國進行接觸,希望中國政府在維持對沿海島嶼主權的同時放棄使用武力,自愿充當中美談判的中間人角色。在英國的斡旋下,最終中美雙方坐到了談判桌前。當然,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英國的調停只是其中之一。換句話說,即英國的調停對于臺海地區的暫時和平起著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卻并非決定性作用。

[ 參 引 文 獻 ]

  [1]Tracy Lee Steele, Anglo-America Tensions over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1954~1958,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eptember 1991, p.20.

  [2]From Foreign Office to New York, Sep.21, 1954, FO371/110231,FC1042/10.

  [3]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12, 195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2~1954, XIV, part. 1. No.292, p.613.

  [4]Formosa-Quemoy,Sep.16, 1954, FO371/110231,FC1042/8/G.

  [5]Record of Meeting in Secretary of State’s Room in the Foreign Office at 5.30 P.M. On Sep. 17,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0/G.

  [6]Formosa and Quemoy, Sep.18,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0/G.

  [7]From Foreign Office to New York, Sep. 21,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0.

  [8]From Foreign Office to New York, Sep. 28, 1954, FO371/110231, FC1042/12/G.

  [9]Memo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Oct.6, 1954, FRUS, 1952~1954, XIV, part.1. No.323, p.702.

  [10]Memo of Conversation, Oct. 8,1954, FRUS,1952~1954, XIV, part.1. No.328, p.710.

  [11]Memo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 10,1954, FRUS,1952~1954, XIV, part.1. No.335, p.724.

  [12]Memo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Nov. 30,1954, FRUS,1952~1954, XIV, part.1. No.416, note 2, pp.964~965.

  [13]Message From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Ed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25,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68, pp.397~398.

  [14]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r. 26,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71, pp.404~405.

  [15]Memo of a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an. 2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5, p.86.

  [16]Memo of a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 3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63, p.175.

  [17]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Dalhousie University, 1975, p.110.

  [18]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Vol. 536, Jan. 26, 1955, Col.160; Feb. 4, 1955, Col. 159~160.

  [19]﹝美﹞德懷特 · D · 艾森豪威爾著、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白宮歲月》上,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530頁。

  [20]劉同舜、姚椿齡主編:《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0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頁。

  [21]Memo of Discussion at the 233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an.21, 1955, 9 a.m., FRUS, 1955~1957, Vol.2. No.26, p.95.

  [22]Caccia Minute, Nov.6,1954, FO 371/110259, FC1094/64.

  [23]Eden to Makins, Nov. 19, 1954, FO 371/110238, FC1042/169.

  [24]Letter From the British Ambassador(Makin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7,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43, Note 2, p.338.

  [25]The Formosa Straits. Note by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4,1958 ,CAB129/94, C.58

  (192).

  [2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

  [27]Memo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 7,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97, pp.238~239.

  [28]Message From Robert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5~1957, Vol.2. No.219, pp.510~517.

  [29]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2, 1947~1956,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30.

  [30]Telegram From the Deputy Representat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Wadsworth)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 11,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107, p.266.

  [31]Memo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 25,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17, p.507;唐家璇主編:《中國外交辭典》,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762頁。

  [32]Memo of the Substance of a Conversation, Peking, May 26,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62, pp.581~582.

  [33]Memo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 1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67, p.590.

  [34]Memo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Macmillan, Jun. 2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74, pp.605~606.

  [35]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Jul. 8, 1955, Memo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Macmillan, Jun. 20,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No.291, pp.641,643.

  [責任編輯:葉張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簡介]奚慶慶,副教授,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241000。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戰后英國對中國臺灣政策的演變研究(1945~1958)”(15CZS05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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