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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民生福祉增進
發布時間: 2019-03-06    作者:李文    來源:廣東社會科學 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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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民生是推動改革和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宗旨的本質要求。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最終都體現在廣大人民民生福祉的不斷增進上面,現從收入和消費、生活質量、基本民生保障幾個方面進行總結,并分析其階段性特征。

  一、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不斷提高

  (一)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構成

  城鄉居民收入穩步提高。按可比口徑計算,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0年的6256元、2017年的3639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時間點從134元先后提高到2282元、13432元。[1]

  收入構成發生顯著變化,收入來源多元化。就農村居民而言,一是得益于家庭承包經營的普遍推行,家庭經營性收入取代改革以前的集體經營性收入成為收入的主體;二是得益于農村人口自由流動和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流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在農戶總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高;三是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從無到有、地位日漸凸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健全和扶貧攻堅的有力推進,住房出租行為的增多和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顯然有助于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四是農民收入的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可支配性顯著增強,這是改革以來農村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商品化、市場化、社會化進程的重要體現。就城鎮居民而言,工薪階層的工薪收入大幅增長,但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在工資性收入比重降低的同時,是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成倍增長;與此同時,轉移性收入的比重也有提高。從2013年起,有了統一的城鄉居民收支核算,結果顯示,轉移凈收入和財產凈收入占比提高是近幾年來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變動的突出特點。

  (二)居民消費水平

  居民消費水平伴隨居民收入同步提高。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8322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8.0倍,年均實際增長7.8%。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1978年的311元增加到2000年的5027元、2017年的24445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在同一時間點從116元先后提高到1714元、10955元。[2]從絕對數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都在提高,但二者的差距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持續縮小、90年代以后不斷擴大、2000年以來又緩慢縮小。2010年以來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增長持續快于城鎮居民,這是以此前若干年以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長速度開始接近乃至超過城鎮居民為基礎的。總體上看,居民消費走勢與居民收入走勢以及人均GDP走勢有較高的吻合度。進入21世紀以來,居民人均消費水平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逐漸拉開了差距,表明實現了總體小康以后,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手頭都有了越來越多的剩余。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0.7%,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6.6%;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7.2%,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6%。[3]收入超出消費的剩余可以用于儲蓄,也可以用來投資。

  二、居民消費質量明顯改善

  恩格爾系數逐步降低,是居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重要指標體現,而這一提高同樣也體現在食衣住用行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為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

  (一)恩格爾系數

  恩格爾系數由食物支出金額在總支出金額中所占的比重來顯示,一般地講,居民消費支出中食物消費占的比重與該居民的收入水平成反比。按照國際通用標準衡量,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約67.7%,城鎮家庭約57.5%,平均計算超過60%,表明此時溫飽還沒有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村家庭、城鎮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都不斷下降,城鎮家庭1996年、農村家庭2000年先后下降到50%以下,顯示此時的居民生活已溫飽有余進入小康。此后,恩格爾系數再降到40%以下,農村用了12年,城鎮只用了4年。根據統計公報,2017年我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29.3%,首次低于30%,但是綜合多個指標看,特別是2017年中國人均GDP按平均市場匯率來算還不到9000美元,我們還不能妄言中國已經進入富裕國家的行列。[4]

  (二)食品消費

  改革初期,伴隨食物供給能力全面增強,在人均糧食消費量持續增長的同時,肉、蛋、水產品等各種主要食物的消費也都呈現不斷增加的態勢。居民的營養水平明顯提高,膳食質量有所改善。80年代中期以后,人均糧食直接消費量開始下降,動物性食物消費量開始快速增長。進入21世紀以來,糧食消費量的下降幅度日趨減緩,人均熱量、蛋白質和脂肪的日均攝入量持續改善,居民的食物消費需求從滿足生存向吃飽、吃好、吃得安全轉變。[5]2016 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食用植物油10.6 公斤、牛羊肉4.3 公斤、鮮奶16.5 公斤,分別比2001 年增長 30.9%、 34.4%、38.7%;農村居民人均消費豬肉18.7 公斤、人均蛋及制品 8.5 公斤、奶及制品 6.6 公斤、水產品 7.5 公斤,分別比2001年增長 39.6%、80.9%、450%、82.9%。[6]居民在外用餐次數增多,消費額增加。近年來城鎮居民外出用餐增速放緩,則是由于叫外賣的多起來了。

  (三)衣著消費

  穿衣問題是與吃飯問題同步解決的。1982年,70年代“四三方案”引進的4套化纖項目全部投產,大量的滌綸、腈綸等合成纖維紡織品和塑料制品解決了中國的服裝、鞋帽供應問題,以往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穿衣習慣徹底改變了,因此也才有了1984年布票等票證的取消。人們的穿著越來越豐富,色彩也從單一的藍色灰色變得五顏六色。90年代,成衣消費上升[7],面料消費下降,人們的衣著開始向個性化、成衣化、高檔化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各種品牌專賣店、加盟店、服裝專營店都進駐商場,服裝材質、款式、風格種類不斷被細化,出現了正裝、晚裝、禮服、唐裝、休閑裝、運動裝、家居服等若干門類,櫥窗里的復古風、職業風、民族風、日韓風等各類風格服裝令人眼花繚亂。近年來,服裝消費的升級換代很快,經過接近20年的品牌化之后,消費者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服裝消費理念,購買衣服時關注品牌、潮流趨勢和性價比等因素,而且不僅僅在意商品,更注重整個消費的體驗感。至于服裝消費支出在居民家庭消費支出中的比重,40年來則經歷了一個先緩慢上升又緩慢下降的過程,城鎮居民從1990年的13.36%,逐步下降到2000年的10.01%和2016年的9.01%;農村居民從1990年的7.77%,下降到2010年的6.03%和2016年的5.68%。[8]

  (四)住房保障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甚至不及50年代[9],公有住房占七成以上。改革伊始,國家開始試售住房,允許私人建房、購房、擁有自己的住房。其后,從1986年開始試行提租補貼,1991年開始試行以售代租,從1994年開始全面推進住房商品化、社會化(相應建立起了住房公積金制度)。進入21世紀以來,經過若干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實踐,中國政府增強了加快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體系的迫切性,逐步明確了政府的責任和宏觀調控的主攻方向。2007年發出的《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標志著從“重市場、輕保障”向著1998 年房改政策“市場、保障并重”的正確方向的回歸,從“重買房、輕租賃”向著“租、售并舉”的合理模式的回歸。“十二五”時期,進一步加大了城鎮棚戶區和農村危舊房改造力度,有效改善了困難群眾的住房條件。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0.8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36.6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5.8平方米。[10]但是總體來看,自有住房超過九成,保障性住房并不寬裕,房價收入比居高不下,還有相當數量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滿足。

  (五)耐用品消費

  用的方面,改革以來現代化家庭設備及用品成倍增長,而且不斷升級換代,從80年代的自行車、縫紉機、手表“老三件”到9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的“新三件”,再到新世紀以來的移動電話、電腦和家用汽車的“新新三件”。近年來,在耐用品消費的升級換代方面,農村正在快速跟進城鎮。以家用交通工具為例,2016年與2013年比,平均每百戶年末家用汽車擁有量城鎮居民從22.3輛增長到35.5輛,農村居民從9.9輛增長到17.4輛,分別增長59.2%和75.8%;摩托車擁有量城鎮略有增長,農村基本保持不變,但電動助力車擁有量則是農村高于城鎮,農村從40.3輛增長到57.7輛,城鎮從39輛增長到49.7輛。其他如空調、計算機、熱水器、電冰箱、移動電話、洗衣機等的增長率都是農村明顯快于城鎮,農村分別為59.7%、39.5%、36.9%、22.8%、20.7%、18%,城鎮分別為21.0%、11.9%、10.5%、8.1%、12.3%、6.6%。[11]

  (六)日常出行

  40年來,中國居民的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交通工具上看,改革初期,中國還是十足的自行車王國,自行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地位無異于現在的私家車。從90年代開始,摩托車作為一種時髦代步工具開進尋常百姓家,出行方式被大大改變了。但是很快,1995年以后,在北京及深圳、廣州、溫州等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合資生產的桑塔納、捷達、富康,引進技術生產的天津夏利、長安奧拓以及易貨貿易進口的小型車,開始逐步進入居民家庭。新世紀前后,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很多人具備了汽車消費的能力,不少市民告別了自行車、電動車、摩托車,將私家車作為日常生活出行的交通工具。私家車的大量出現,改變的不僅是出行方式和效率,也改變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如今,私家車在城市接近飽和,已經越來越多地開進了農村。從出行方式上看,目前自駕已是國人出行的第一選擇,然后是公路客運(巴士),然后依次是鐵路、民航和水上客運,而這一切都是以交通運輸的通達性為基礎的。40年來,中國交通運輸經歷了一個飛躍性的發展歷程,全國“五縱五橫”綜合運輸大通道基本貫通,高鐵覆蓋65%以上的百萬人口城市,高速公路覆蓋97%的20萬人口城市及地級行政中心,二級及以上公路通達96.7%的縣,高鐵、高速公路、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和港口深水泊位數量均居世界第一,民航運輸機場服務覆蓋全國88.5%的地市、76.5%的縣,全國約99.2%的鄉鎮和98.3%的建制村通上了瀝青路、水泥路。[12]一個走向現代化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正展現在世界面前。

  (七)服務性消費

  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居民消費結構從以衣食為主的生存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教育文化、交通通信、醫療保健、住宅和旅游等方面的消費需求明顯增加。文教娛樂消費在家庭總消費中的比重,城鎮居民從1990年的8.78%增長到2000年的13.40%、2016年的13.67%,農村居民從1990年的5.37%增長到2010年的8.37%、2016年的10.57%。同一時期,交通通信消費比重城鎮居民從3.17%增長到8.54%、16.42%,農村居民從1.44%增長到10.52%、13.42%;醫療保健消費比重城鎮居民從2.01%增長到6.36%、6.73%,農村居民從3.52%增長到7.44%、9.17%;居住消費比重城鎮居民從4.76%增長到11.31再降低到9.39%,農村居民從17.34%增長到19.06%、21.20%。總體上看,在居民家庭日常消費中,食物和衣著所占比重呈緩慢降低態勢,城鄉居民分別從1990年的67.61%、66.57%下降到2016年的43.38%、37.92%,同一時期其他以發展和享受為主的消費分別上升24.23和28.65個百分點。[13]近年來可以說居民人均消費增長主要是靠服務性消費增長拉動的,2012-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娛樂支出、醫療保健支出三項年均增速為11.7%、9.1%、12.6%,分別快于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增速4.3、1.7、5.2個百分點。[14]

  此外,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消費領域的巨大變化還體現在消費方式和消費業態等多個方面,從改革初期的柜臺服務,到超市出現后的自由選購,再到大型購物中心和各種品牌專賣店、便利店出現后的品質消費,再到“互聯網+”時代的線上線下有機結合的個性消費,無不反映著居民消費的逐步升級和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當然還有以支付寶支付和微信支付引領世界潮流的支付方式的飛躍性變化,等等。

  三、民生保障和扶貧開發成效卓著

  就業、教育、健康、社會保障、扶貧等等,都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由于解決好了這些基本的公共品供給,人民群眾的生活改善才有了堅實的保障。

  (一)民生保障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解放思想,積極應對知青返城激化了的城鎮勞動力供求矛盾,允許勞動者自謀職業,從而給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80年代中后期,通過推行勞動合同制,用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逐步取代了統包統配的勞動就業制度;90年代中期以來,實行再就業工程,增強了國有企業的活力;進入21世紀,實行積極就業政策,確立了相應的就業促進制度保障,妥善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有效緩解了就業高峰帶來的沖擊。40年來,全國就業人員總量從1978年的40152萬人增長到2017年的77640萬人,增長93.4%,年均增加961.2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從9514萬人增長到42462萬人,增長346.3%,年均增加844.8萬人,城鎮新增就業2013-2017年連續5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4%左右。[15]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652萬人[16],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龐大的流動人口數量彰顯著我國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1978至2017年,全社會勞動力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由70.5:17.3:12.2變化為27:28.1:44.9,城鄉就業比重由23.69:76.31變化為54.7:45.3。[17]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不僅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更是為我國在新時期及其后的發展和騰飛奠定了人才基礎,同時也體現了撥亂反正后國家領導人對發展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極大地改善了我國的人口素質。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17》[18]測算的數據顯示,1985-2015 年間,全國勞動力人口[19]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6.2 年上升到了10.1 年;其中農村從5.6 年上升到了8.6 年,城市從8.1 年上升到了11.3 年。全國勞動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從13.49%上升到了37.17%;其中,農村的占比從8.04%上升到了13.90%,城市的占比從29.77%上升到了54.13%。全國勞動力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從1.49%上升到了16.40%;其中,農村的占比從0.22%上升到了2.94%,城市的占比從5.28%上升到了26.20%。另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統計,2017年全國專業技術人才總量約有7700萬之眾,結構進一步優化。[20]

  健康事業的發展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健康福祉。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年9月29日發表的《中國健康事業的發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披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9歲提高到2016年的76.5歲,孕產婦死亡率從1990年的88.9/10萬下降到2016年的19.9/10萬,嬰兒死亡率從1981年的34.7‰下降到2016年的7.5‰,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標總體上優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1]白皮書還顯示,進入新世紀以來,深化醫改效果持續彰顯,在較短時間內織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網;重大傳染病得到有力控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法定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基本建成了覆蓋城鄉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22]2017年,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99.5萬個,衛生技術人員891萬人,衛生機構床位數785萬張。[23]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調節社會分化、維護公平正義的重要途徑和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體制的改革,社會保障體系經歷了一個重建的過程。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為了適應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明顯加速,以養老、醫療、失業三大保險為主體的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基本框架的“雛形”初步搭建完畢。進入21世紀,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事業快速發展,初步建成了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的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24]截至2017年底,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人數分別達到40199萬人、51255萬人、117664萬人、18784萬人、22726萬人、19240萬人,社會保障水平待遇穩步提高;全國共有1264萬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047萬人享受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67萬人享受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全年資助5203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救助3536萬人次;國家撫恤、補助各類優撫對象859萬人。[25]

  (二)扶貧開發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稱世界楷模,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評價。

  改革初期,中國還是一個貧困人口眾多的國家,1978年,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76%的農村人口和55%的城鎮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6];按照中國自己的標準[27],30.7%的農村人口(大約2.5億人)為貧困人口[28]。經濟體制改革迅速釋放了農村經濟的活力,從1978年到1985年,農村人均糧食產量增長14%,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2.6倍,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減少到1.25億人,占農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29]1986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啟有計劃、有組織和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到1993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8000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下降到8.7%。[30]1994年推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明確要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七年左右的時間,到2000年底基本解決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到2000年底,這一目標基本實現,農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減少到3209萬人,按照當年貧困標準農村貧困發生率從7.6%下降到3.5%。[31]2001年開始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標志著扶貧工作轉入解決溫飽和鞏固溫飽并重新階段,貧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特困地區得到重點扶持。這一時期,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物價指數的變化,將全國農村扶貧標準從2000年的865元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以此標準衡量的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2000年底的9422萬人減少到2010年底的2688萬人,農村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從10.2%下降到2.8%。[32]2011年開始實施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進一步提出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實行扶貧開發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銜接的工作方針。[33]隨后自2011年起,大幅度提高農村貧困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34]改革了目標瞄準方法,根據貧困人口分布的變化,由“整村推進”改為集中連片開發。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湖南湘西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的構想后,精準扶貧很快成為打贏脫貧攻堅的戰略方針。“十二五”期間農村扶貧開發取得了明顯成效,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566萬人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人左右,貧困發生率由17.27%降至5.70%。[35]2015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了“十三五”(2016-2020年)脫貧攻堅的總體目標: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36]2016年“十三五”計劃綱要和“十三五”脫貧攻堅專項規劃發布,對全力實施脫貧攻堅總體目標作出具體部署。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脫貧攻堅,2013-2017年累計減少貧困人口6853萬人,年均減少1370萬人以上。[37]至此,改革開放40年來,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2017年的3046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1%。[38]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實現比例減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39]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以外,安全保障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環節。安全是民生之盾。比較一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以來和之前的動亂年代,再看看戰亂頻仍、恐襲不斷的中東和非洲的一些地區,以及出境旅游時旅行社有針對性地發出的一些旅行警告,國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定會倍加珍惜當下的和平和安定。當然安全保障除了慣常所指的政治局勢和社會治安狀況以外,還包括食品安全、藥品安全、交通安全、生產安全以及環境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牽涉面很廣,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展開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定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這里的穩定就是安全,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二者相互支撐、相互促進、高度融合、有機統一。

  四、改革以來民生福祉增進的階段性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社會建設的不斷推進,民生福祉增進經歷了數量滿足型、品質追求型、均衡發展型三個前后遞進的階段,還將向更高的文明提升型階段升級。

  (一)數量滿足型階段

  計劃經濟時期,由于長期奉行農業積累支持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我國生活必需品和日常消費品長期處于短缺狀態。從1949年到1978年,我國重工業增長了90.6倍,輕工業只增長了19.8倍,農業只增長了2.4倍。[40]大批的農民吃不飽肚子,全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甚至低于1957年。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物資增多,商品市場趨于活躍,國家逐步縮小了消費品定量配給的范圍。到1983 年,由國家統一限量供應的只有糧食和食用油兩種。[41]1984年,出現了此前難得一遇的“賣糧難”。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初期,先是城鎮居民然后是農村居民開始出現口糧、蔬菜消費下降趨勢,肉類、蛋類、水產品和酒的消費相應呈增長趨勢,表明居民吃飽問題已基本解決,膳食結構開始改善。糧食消費日益間接化,特別是飼料用糧迅速增加。在城鎮,居民的主食日益依賴市場供應。這樣的趨勢保持了若干年以后,政府確信糧食供應緊張時期已經結束,終于在1993年宣布取消糧油憑票供應,有“第二貨幣”之稱的糧票正式退出歷史舞臺。此前,1985年取消糧食統派購制度,1992年陸續放開糧食及其他產品價格,實行購銷同價。同一時期,對消費品工業采取“六個優先”的原則,輕重工業結構得到調整,重積累輕消費的現象明顯改觀。特別是1992年開啟市場化改革以來,受市場需求引導的消費品生產迅猛發展,城市里的各類商場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商品種類、檔次日漸豐富,價格競爭日趨激烈。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消費品市場進入一個生產相對過剩、需求相對不足的時期,有支付能力的普及型、溫飽型需求基本飽和,而新的較高水平的購買能力還有待形成。1998年,我國正式宣布國內消費品市場同生產資料市場一起實現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它是民生福祉增進結束了數量滿足型階段的標志,它的實現證明了雅諾什·科爾奈揭示的“短缺”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專利”,需求約束也并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標簽。準確地說,買方市場只是同市場經濟相聯系,在中國它是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指向的體制改革帶來的第一項重大成果。兩年后,即2000年,中國宣布總體進入小康社會,表明人民生活提高到了這樣一個水平——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說,就是還不富裕,但好過了。

  (二)品質追求型階段

  溫飽問題解決以后,特別是消費品市場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以后,我國居民對消費品的關注逐漸從數量轉向質量,消費態度變得越來越挑剔起來。以食品消費為例。2003年3月7日《中國食品報》的一篇報道稱:新階段居民的食物消費量增長巨大,且開始轉向對質量的注重,對肉蛋奶的需求量増長很快,對營養和科學膳食開始講究,更加注重飲食質量的提高。[42]而恰恰從這個時期開始食品安全問題凸顯,諸如2003年發生于安徽阜陽的大頭奶粉事件、2004年的蘇丹紅事件、2006年發生在上海的瘦肉精豬肉事件、2008年發生的三鹿奶粉摻三聚氰胺事件、2011年上海的染色饅頭事件等等,被媒體披露后引起全社會的強烈關注。其實,食品安全問題是個老問題,改革以前未經處理的污水大都直接用于灌溉農田,五六十年代糧食生產廣泛使用滴滴涕和六六六等多種劇毒農藥,那個時候為什么就沒有關于鎘污染和農業中毒事件的報道呢?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還不具備相關的知識,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而到21世紀,居民的食物消費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檔次,即在滿足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質量的保證。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早在2001年農業部就積極推行“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食品安全問題的社會關注度顯著上升以后,2007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2009年《食品安全法》頒布施行,傳承多年的“食品衛生”概念被“食品安全”取代。與此同時,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食品安全標準評審委員會等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陸續建立,更新了應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法律機制、協調機制和科學評估機制。衛生部等六部委組織的藥品安全專項整治工作也收到明顯成效,藥品安全責任體系也逐步得到落實。2015年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著力解決現階段食品安全領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體現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的精神,回應了維護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社會呼聲,鞏固了監管體制改革的成果。”[43]

  食品安全問題只是這個階段重大民生問題中的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我們還可以從就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治理、扶貧開發等等多個領域找到大量類似的例子。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正是由于正確總結吸取了治理“非典”的經驗教訓,才有了此后圍繞民生保障的立法和舉措的密集出臺,社會建設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由此居民的生活質量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

  (三)均衡發展型階段和文明提升型階段

  2017年中共十九大宣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轉化標志著中國的民生福祉增進進入均衡發展型階段。十九大規劃了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新目標,作為前提,就是一定要如期實現2020年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既定目標。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關鍵在于如何實現“全面”,為此十九大和“十三五”規劃做出了今后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的部署。“打好三大攻堅戰,說到底是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更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44]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以后,再奮斗15年,爭取實現“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45]這是為基本現代化設定的民生福祉增進目標。由此不難看出,這個階段的民生福祉增進重在縮小居民、城鄉、地區三大差別,補上污染防治的短板,努力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均衡發展、全面發展,所以可以把這個階段稱之為均衡發展型階段。

  2035年均衡發展型階段的目標達成后,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6]這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下一步戰略目標。筆者認為,屆時民生福祉增進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那個階段,已經進入后城市化、后工業化階段,居民的物質需求已經在更高水平上飽和,居民自我發展需求顯著增強,向發達國家看齊,提升居民素質和全社會文明程度會凸顯為第一位的民生追求,故可將這個新的民生福祉增進階段稱為文明提升型階段。

  (全文發表在《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作者李文,男,196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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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家統計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質量明顯改善——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四》,2018年8月31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1_1620079.html。

  [2] 國家統計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質量明顯改善——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四》,2018年8月31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1_1620079.html。

  [3] 1978年的原始數據出自 國家統計局:《3-18居民消費水平》、《6-16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編:《中國統計年鑒(2016)》,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ch.htm;2017年的原始數據系初步核算數,出自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4] 1978年的數據引自 國家統計局數據庫,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恩格爾系數較低有可能是非食品消費擠占性的,比如居民家庭醫療、教育消費巨大,不得不省吃儉用,從而人為地降低了食物消費的比重;恩格爾系數居高不下,也有可能是由于食物消費質量高出一般水平導致的,比如廣東和浙江等地居民就在吃的方面比較講究,頗有古人“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傳統。

  [5] 李哲敏:《近50年中國居民食物消費與營養發展的變化特點》,北京:《資源科學》,2007年第1期,第27~35頁。

  [6] 2016年的原始數據出自國家統計局:《6-9城鎮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費量》、《6-14農村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費量》,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編:《中國統計年鑒(2017)》,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2001年的原始數據出自 國家統計局數據庫,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7] 成衣商品率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而變化。一般來說,在溫飽型消費階段,成衣商品率在20%至30%,小康型消費階段在56%至60%。

  [8] 原始數據出自國家統計局:《6-6城鎮居民人均收支情況》、《6-11農村居民人均收支情況》,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編:《中國統計年鑒(2017)》,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9] 1977年,全國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僅3.6平方米(1950年為4.5平方米)。參閱 陳杰:《中國住房公積金制度的歷史回顧與改革思路》,廣州:《公共行政評論》,2010年第3期,第27-29頁。

  [10] 駱云飛:《統計局: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40.8平方米》,2017年7月6日,人民網,http://house.people.com.cn/n1/2017/0706/c164220-29387856.html。

  [11] 原始數據出自國家統計局:《6-10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年末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6-15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年末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編:《中國統計年鑒(2017)》,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12] 交通運輸部:《“五縱五橫”貫通 公路總里程五年增長53.4萬公里》,2017年12月25日,交通運輸部官方網站,http://www.mot.gov.cn/zhuanti/2018jiaotonggongzuo_HY/201712/t20171225_2959121.html。

  [13] 原始數據出自國家統計局:《10-4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10-15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編:《中國統計年鑒(2001)》,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1c/mulu_j.htm;國家統計局:《6-6城鎮居民人均收支情況》、《6-11農村居民人均收支情況》,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編:《中國統計年鑒(2017)》,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14] 國家統計局:《居民收入較快增長 生活質量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之五》,2017年7月28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18fzcj/201802/t20180212_1583218.html。

  [15] 國家統計局數據庫,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實際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公布的登記失業率大約高出1-2個百分點。

  [16] 國家統計局:《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8年4月27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17] 國家統計局數據庫,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8] 《中國人力資本指數報告2017摘要》,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網站,http://humancapital.cufe.edu.cn/rlzbzsxm/zgrlzbzsxm2017/zgrlzbzsbgzy_zw_.htm。

  [19] 報告中的勞動力人口指:男性,16~59歲的所有人口;女性,16~54歲的所有人口。

  [20] 趙兵:《我國專業技術人才約7700萬》,北京:《人民日報》,2017年7月30日,第2版。

  [2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健康事業的發展與人權進步》, 2017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官方網站,http://www.scio.gov.cn/ztk/dtzt/36048/37159/index.html。

  [22]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健康事業的發展與人權進步》, 2017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官方網站,http://www.scio.gov.cn/ztk/dtzt/36048/37159/index.html。

  [23]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4]《十六大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2012年10月23日,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官方網站,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Yzhengcejiedu/201303/t20130309_87383.htm。

  [25]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6] Martin Ravallion and Shaohua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2, no. 1 (January 2007), pp.1–42.

  [27] 貧困標準是逐年提高的, 如1978年為100元,1985年為206元,1990年為300元,2000年為625元。(參見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編:《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相應年份版)這個貧困標準是絕對貧困線,同時自1998年起還有一個相對貧困線即低收入線,1998年和2000年的低收入線分別為880元和865元。2008年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合一,統一使用1067元作為國家扶貧標準。( 還可參閱:《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詳解2300元扶貧新標準》,2011年12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jrzg/2011-12/02/content_2009471.htm)

  [28]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200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2005-05/26/content_2615719.htm。

  [29]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200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2005-05/26/content_2615719.htm。

  [30]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200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2005-05/26/content_2615719.htm。

  [31] 左常升主編:《中國扶貧開發政策的演變(2001-2015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頁。

  [32]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2011年11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2011-11/16/content_2618564.htm。

  [33] 《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國務院公報》2011年第35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34] 按照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扶貧標準,2011年末農村扶貧對象為12238萬人,占年末全國總人口的9.08%。參見:《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詳解2300元扶貧新標準》,2011年12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jrzg/2011-12/02/content_2009471.htm。

  [35]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2016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7/content_5120140.htm#1。

  [36]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15年11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5-12/07/content_5020963.htm。

  [37] 國家統計局:《2017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明顯減少 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長》,2018年2月1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01_1579703.html。

  [38] 《2017年末農村貧困人口減至3046萬人》,《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2月2日,第2版。

  [39]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2016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7/content_5120140.htm#1。

  [40] 宋季文:《關于調整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比例關系問題》,北京:《經濟管理》,1979年第12期,第2~5頁。

  [41] 《40年,改革開放與我們的生活》,2018年10月25日,國家文物局官方網站,http://www.sach.gov.cn/art/2018/10/25/art_2091_152335.html。

  [42] 轉引自唐愛慧:《基于媒體報道的食品安全史研究(1978-2015)》,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6年,第22頁。

  [43] 《法工委召開評估會認為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已經成熟》,北京:《法制日報》,2015年4月21日,第2版。

  [44] 《中央明確今后3年要重點打好三大攻堅戰》,2017年12月20日,中國經濟網,http://www.sohu.com/a/211700684_120702。

  [45]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46]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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